【破產實務系列】涉船企業破產法律問題實務研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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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破產實務系列】涉船企業破產法律問題實務研究(下)


    姚彬、陳亮




    三、涉船企業破產程序與海事法院財產保全及執行程序的沖突與解決思路
    (一)破產受理之前海事法院采取扣押船舶等保全措施產生的優先撥付費用的清償順位
      根據法釋〔2015〕6號第7條的規定,海事法院扣押船舶期間,應由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負責管理。若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不履行船舶管理職責,海事法院可以委托第三人或者海事請求人代為管理,由此產生的費用由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承擔,或在拍賣船舶價款中優先撥付。而在司法實踐中,海事法院通常會委托第三人或者海事請求人代為管理,由此產生的,發生于破產受理前的代管費用,在破產程序中,應做如何認定!
      根據《企業破產法》第41條、第42條的規定,如果該船舶管理費發生在涉船企業破產受理之后,則可以作為破產費用或共益債務隨時給予清償。但問題是該等發生于破產受理前的代管費用,是否也可作為破產費用或共益債務隨時給予清償!
    對此,筆者認為,首先從破產法的規定來看,因其發生在破產受理之前,明顯不屬于破產費用或共益債務。但第三方經海事法院委托代為看管船舶產生的費用,系為保存船舶產生的費用,根據《海商法》第24條“因行使船舶優先權產生的訴訟費用,保存、拍賣船舶和分配船舶價款產生的費用,以及為海事請求人的共同利益而支付的其他費用,應當從船舶拍賣所得價款中先行撥付”之規定,可見第三人的代管費用應優先于船舶優先權。再根據《海商法》第25條:船舶優先權優先于船舶留置權和船舶抵押權之規定可知,第三方管理船舶產生的費用應該從船舶拍賣價款中最優先撥付。結合破產制度的價值來分析,破產程序從來不以創設新的權利為目的,而以盡量尊重破產程序開始前的權利順位為宗旨,因此,即使在破產程序中,因破產受理前扣押產生的船舶管理費,也應遵循該順位,而對于未能從船舶拍賣價款中受償的船舶管理費,可參照《企業破產法》第110條之規定,作為普通債權從債務人財產中受償。
    (二)破產程序與海事法院執行程序銜接上的沖突
      依照《企業破產法》第19條的規定,法院受理破產后,有關債務人的執行程序應當中止。但在司法實務中,在涉船企業受理破產前已經啟動船舶拍賣程序的海事法院并不會因債務人受理破產而停止拍賣,且在債務人受理破產后,仍有海事法院繼續啟動船舶拍賣程序的情況。例如,在筆者承辦的A船舶公司破產清算一案中,A船舶公司于2016年5月5日受理進入破產清算程序,管理人接管A船舶公司立即向相關的海事法院函告了A船舶公司已受理破產情況,并申請法院解除對涉案船舶的保全措施、停止拍賣。然而相關海事法院對《企業破產法》第19條之規定持有不同意見,他們認為船舶拍賣程序不應完全適用《企業破產法》之規定。本案中,管理人雖依據《企業破產法》的規定,向相關海事法院提出異議,但窮盡訴訟途徑,最終未獲支持。盡管本案最終的處理方式,仍以管理人的名義來分配上述舶拍賣款,但筆者認為,在本案的處置過程中,管理人實質上喪失了對債務人破產財產管理、變價和分配的權利。
    應當明確,基于破產程序啟動的特殊性,必然導致其對民事執行程序具有優先性,具有對一般債務清償程序的排他性,即排除為個別債權人利益而對債務人財產進行的其他執行程序,以保證對全體債權人清償的公平。此外,鑒于民事責任的履行優先于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對財產執行的原則,破產程序的啟動還應當具有排除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中對財產的執行程序的效力。因此,破產程序啟動后,其他與之相沖突的對債務人財產的執行程序都應當停止。此外,依據(2017)最高法民他72號:“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產申請時已經扣劃到執行法院賬戶但尚未支付給申請執行人的款項,仍屬于債務人財產。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產申請后,執行法院應當中止對該財產的執行”。依據該意見,諸如上述A船舶公司受理破產情況下,即便船舶拍賣公告發布在受理破產前,再退一步,即便船舶拍賣成交發在受理破產前,只要還未支付給申請執行人,其仍屬于債務人財產,即應當中止對該財產的執行。海事法院的觀點是:出于維穩的需要,擔心船員鬧事。我們認為該理由值得商榷。因為船員與其他岸基人員都是勞動者,同樣都有維穩的問題,如果船員的工資報酬等先行解決,反而會產生岸基勞動者的對立情緒,要求同等對待,管理人與法院對此都很難解釋。
      綜上,筆者認為,《企業破產法》第19條的規定毫無疑問地應當適用于船舶拍賣程序,即在法院受理破產后,有關涉船企業的船舶拍賣程序應當停止。
    (三)破產清算程序中船舶扣押和拍賣
      根據《企業破產法》第112條:“變價出售破產財產應當通過拍賣進行”。而船舶扣押和拍賣又具有很強的專業性,且根據法釋[2003]3號第15條:“除海事法院及其上級人民法院外,地方人民法院對當事人提出的船舶保全申請應不予受理;地方人民法院為執行生效法律文書需要扣押和拍賣船舶的,應當委托船籍港所在地或者船舶所在地的海事法院執行”。因此根據上述規定,筆者認為,地方法院受理涉船企業破產案件后需要扣押、拍賣船舶的,應委托海事法院具體實施。但需要指出,此時船舶扣押和拍賣,在性質上不是海事請求保全行為,而是破產財產的保全和變現行為且此類船舶扣押和拍賣并非基于當事人或者破產管理人的申請,而是由受理破產案件的法院委托海事法院進行;此外,此類委托只是單項委托而非全案委托,應限于扣押、拍賣船舶等具體事項且船舶拍賣價款應列入破產財產,相應地債權登記也應向破產管理人提出。
    四、涉船企業破產程序與船舶拍賣款分配程序的沖突與解決思路
      根據《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第111條的規定:“海事法院裁定強制拍賣船舶的公告發布后,債權人應當在公告期間,就與被拍賣船舶有關的債權申請登記。公告期間屆滿不登記的,視為放棄在本次拍賣船舶價款中受償的權利”。本條即確定了海事訴訟執行中的船舶拍賣款債權登記與受償程序。根據該規定,海事法院接受委托、作出強制拍賣船舶的裁定后,在船舶拍賣程序中,必須啟動債權登記程序。此外,根據《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第117條之規定:“海事法院審理并確認債權后,應當向債權人發出債權人會議通知書,組織召開債權人會議。”而根據《企業破產法》的規定,普通法院在受理破產程序時,也應當組織召開債權人會議,討論分配企業的剩余資產。該法第44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時對債務人享有債權的債權人,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行使權利”,第59條規定:“依法申報債權的債權人為債權人會議的成員,有權參加債權人會議,享有表決權。”根據對《企業破產法》規定的文義解釋,自破產申請受理之后,所有債權人必須向普通法院申請參加債權人會議,適用該法規定的程序進行表決。
      因此,在涉船企業受理破產前海事法院已經作出強制拍賣船舶裁定的情況下,即造成了船舶拍賣款債權登記與受償程序與破產債權申報程序最為嚴重的沖突,這也是導致上文中提到的A船舶公司破產案中相關海事法院不愿意在受理A船舶公司破產后,停止拍賣的主要因素。如果依照《企業破產法》第19條的規定,已經進行的船舶拍賣、債權登記、確權訴訟程序、債權人會議程序將中止,將會造成當事人的不便及訴訟資源的浪費。因此,有學者認為,在此情況下,針對在破產案件受理之前已經啟動的船舶拍賣,海事法院沒有必要中止拍賣。但筆者認為,這種觀點也有待商榷:
      首先兩部法律都規定了相互獨立的債權人會議,都可以審查并確認債權的分配,并且都為債權人參與拍賣價款分配的必經程序。但由此帶來的困惑是:根據法釋[2003]3號第87條的規定:“海事訴訟特別法第111條規定的與被拍賣船舶有關的債權指與被拍賣船舶有關的海事債權”。因此,在目前司法實務中海事法院是不同意非海事債權人參加船舶拍賣款分配的債權人會議的,這將造成船舶拍賣款只能用于清償海事債權,此時即便無擔保的海事債權也會因此享有在破產程序中優先受償的地位。這明顯違背了破產制度下,同類債權同等保護的基本原則。筆者認為,在債權平等性原則下,無擔保的海事債權人的受償位次不應高于破產企業的其他債權人。但是,根據現有法律規定,只要海事法院的船舶拍賣受償程序與普通法院的破產清算程序相互獨立,兩套債權登記、確權訴訟、債權人會議及價款分配程序就會各自進行。非海事債權人就難以參加海事法院組織的債權人會議,難以參與船舶價款的分配。
      筆者認為,在破產程序下同時進行船舶拍賣款的債權登記及受償程序,明顯不妥。相對于破產程序對全部債權的集中清償,船舶拍賣款債權登記及受償程序僅為解決與之有關的海事債權,仍屬于破產法所禁止的對個別債權的清償,不利于破產債權的平等保護和公平受償。此時,根據《企業破產法》第48條的規定,債權登記應當由破產管理人統一處理。但同時考慮到,在債權人或者債務人對破產管理人編制的債權登記表有異議時,海事債權與非海事債權不同的性質,諸如船舶碰撞、海事賠償責任限制等案件不宜由普通法院進行實體審理,故應在實踐中肯定由普通法院、海事法院分別審理的原則。最后,筆者認為,價款分配應當由受理破產案件的法院統一處理。無論是普通法院審理的普通民事案件,還是海事法院審理的海事案件,一切與破產船企有關的債權都應由破產法院進行統一分配。否則,不但會導致兩種債權分配程序的沖突,也容易造成法院之間及管理人與法院之間工作協調的麻煩。
    五、與船舶留置權有關的法律問題
    (一)船舶留置權法律規定的沖突
      根據《海商法》第25條第2款的規定:“前款所稱船舶留置權,是指造船人、修船人在合同另一方未履行合同時,可以留置所占有的船舶,以保證造船費用或者修船費用得以償還的權利。”而根據《物權法》第230條之規定,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的,債權人可以留置已經合法占有的債務人的動產,并有權就該動產優先受償。不難看出《海商法》關于“船舶留置權”的行使主體的范圍明顯窄于《物權法》中留置權行使主體的范圍。這造成了司法實踐中存在不同意見,在筆者辦理的B公司船舶破產案件中[⑥],債務人B公司向第三人C公司購買了一條船舶,后第三人C公司將對其債務人B公司的應收船款轉讓給了債權人D公司,后B公司受理破產,債權人D公司向法院起訴要求確認其對案涉船舶享有留置權。本案一審法院認為,D公司僅是案涉船舶的賣方權利受讓方,不是海商法上行使法定船舶留置權的主體,故其主張的留置權不成立。D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認為,案涉船舶在一審法院扣押之前均由D公司實際控制,且B公司在一審中亦認可D公司對案涉船舶實施了留置權,因此,D公司在案涉船舶出賣后對其進行占有,享有留置權。
      筆者認為,從新法優于舊法的角度分析,《物權法》較之《海商法》屬于新法,故在法律適用上,二審法院援引《物權法》否定了一審法院援引《海商法》所作出的判決,應該說沒有什么問題。但從破產程序的功能及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角度分析,《海商法》較之《物權法》屬于特別法且破產制度旨在于保障全體債權人之公平受償的機會,在適用《物權法》情況下,又似乎形成對D公司偏頗清償的結果,從而損害了其他普通債權人之合法權益。對此,應予明確破產程序中船舶優先權的行使主體范圍,以保障第三人在破產程序下的預期利益。
    (二)船舶留置權在破產程序中的行使
      根據《物權法》基本理論,債權人對留置物的占有,是留置權成立和存續的前提條件。一旦留置權人喪失對留置物的占有,留置權即歸于消滅。由此導致的問題是,在債務人受理破產的情況下,留置權人不肯向管理人交付留置物,否則留置權消滅,而管理人亦不能取得屬于債務人財產的留置物,導致留置物陷入僵局,非常不利于破產財產的處置。而類似船舶這樣特殊的留置物,會因此產生很多費用和不特定風險,諸如船舶留置期間的港口費、管理費及船舶滅失的風險等。盡管《企業破產法》第37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管理人可以通過清償債務或者提供債權人接受的擔保,取回質物、留置物”,但該條規定在實踐中并不具有較強的操作性,且不說擔保物的價值如何確定,此時清償債務又是否構成個別清償,且提供債權人接受的擔保的方式亦有損害其他債權人利益之嫌疑。尤其在債權人留置“輪船”等這樣特殊的動產的時候,債務人可供分配資產早已捉襟見肘,無論是通過清償還是提供其他擔保來取回留置物都不現實,而此時留置權人怠于行使留置權,將導致相關破產費用或共益債務與日俱增,進而嚴重損害普通債權人之利益。
      筆者認為,一方面,依照法[2018]53號第25條:“在破產清算和破產和解程序中,對債務人特定財產享有擔保權的債權人可以隨時向管理人主張就該特定財產變價處置行使優先受償權,管理人應及時變價處置,不得以須經債權人會議決議等為由拒絕。”根據上述會議紀要的基本精神,擔保權人應向管理人主張就該特定財產變價處置行使優先受償權,也就是說,留置權人應將留置物交付給管理人,由管理人負責對破產財產進行統一處置。另一方面,留置權人之所以不愿意向管理人交付留置物,主要原因即在于法律明確規定留置權需已占有留置物為要件,否則即喪失留置權,因此“占有”是造成留置權人與管理人沖突的淵源之所在,故解決這種現實沖突的根本途徑在于應當肯定留置權人向管理人交付留置物后仍應享有優先受償的權利。
      此外,也有學者認為,管理人可以依照《民事訴訟法》設置的申請實現擔保物權的特別程序來要求留置權人行使留置權,但一方面,這種特別程序類似于執行程序,似存在與《企業破產法》第19條相違背之嫌疑;另一方面,實現擔保物權的特別程序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372條的規定,只有在當事人對實現擔保物權無實質性爭議且實現擔保物權條件成就的,法院才能裁定準許拍賣、變賣擔保財產,否則仍應當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綜上,實現擔保物權的特別程序并不利于解決破產程序中的這種沖突。
    六、結語
      涉船企業破產案件具有其特殊性,歸結其主要原因在于《海商法》、《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和《企業破產法》之間的法律程序沖突被長期忽視,而在涉船企業破產案件激增的當下,這種程序間的問題就突顯而出。因此,一方面對現行法律進行系統性的修訂迫在眉睫,而另一方面,法律的修訂又非一朝一夕,唯有建立人民法院與海事法院破產相關案件的訴訟合作機制,協調不同程序之間的矛盾,統一破產債權申報登記程序、確定海事訴訟與非海事訴訟分別審理機制等才能有效緩和現行制度中的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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